石田先生　(中国語版「北京に届いたメール」)

飞机落地大阪国际机场。我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到京都的一所国立大学留学。那是难忘的1990年9月的事情。

赴日之前是学了日语的，但置身其中，耳边飞过的言语全然听不懂。紧张地应付了入国审查，来到到达大厅。就读研究室的助教竹内老师和一位硕士生在那里等候，我舒了口气。

三人乘上大巴驶向京都市内。透过车窗望去，建筑物沿街路密集排列，自行车在人行道上跑。这就是日本啊。将会发生什么，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呢。

傍晚我住进了学生寮。它在北山通北侧，背靠山，周围是住宅区，形形色色的独立屋之间点缀了黄绿的水田，很是闲静。

学校就在北山通南侧，很近。次日早晨，来到灰色教学楼二层的研究室，见到了指导教授——石田先生。

先生五十出头。头发稀疏，没有特别打理。身着藏蓝西装，但不笔挺。颈上挂着的是绳状领带，一块玛瑙般的圆形饰扣吊在胸前。先生透过深色框眼镜，凝重地看过来两秒，随后神态转为轻快，仿佛是面对熟人。

上午跟着竹内老师参观了研究室。中午，石田先生邀我一起出去吃饭。
校园西门外是家小餐馆，撩开门帘进去，拣一位置和先生对面坐下。一边日语英语混杂着聊天，一边用套餐。

邻桌是两位大妈，发觉我是中国留学生，便热情地嘘寒问暖。
“日本大妈真亲切！”我打量着大妈们离开的背影。
“那是因为她们太闲了。”先生呵呵笑。

出了餐馆，弯进街边小书店。
“需要辞典吗？”先生指了书架上的日语辞典问。
“辞典有，日本地图没有。”
先生买了张“新日本地图”。晚上新地图装饰了我五帖木房间的旧墙。

学生寮的小房间

研究室除了我都是男生，他们大多骑摩托通学。石田先生也不含糊，骑辆二手50cc小摩托上下班。每天早上，他身穿红褐防雨上下外套，斜挎通勤包，手抱头盔，现身研究室门口。

先生不喜欢条条框框，说话直来直去。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的性格在公司里是混不好的，只能来自由自在的大学。”研究室和企业有合作，对方负责人来访，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先生几句自我调侃，对方一怔，再哈哈大笑，气氛顿时松缓。

我开始了实验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竹内老师翻看我的实验记录：
“我们的学生做不到这样。到底是北京大学。”
“任桑可以腾出点时间打打工了。”石田先生上前插了一句。

他们知道中国学生需要勤工俭学。第二天下午，竹内老师带着我来到附近的连锁旅馆Kanporu，找到餐厅负责人，郑重推荐起来：“任桑是我们研究室的留学生，北京大学毕业，很优秀……恳切希望给安排个活儿……”
那负责人估计没见过这么隆重求活儿的，稀罕地连连点头。第二天我就上工了。

在餐厅厨房做两件事：一是把电饭锅里的米饭盛到漆碗里，再洒上点黑芝麻盐；二是把洗碗机洗好的碗碟取出，摆进柜子里。一周去四天，傍晚五点多报到，先在员工休息室用晚饭，然后开工，干到九点。

不像今天的中国留学生，由国内父母供着，不愁吃穿。那个时代在海外，我们是叮当响的穷孩子。来日本时我兜里只揣了一千美元，而且是举目无亲。于是，石田先生就变着法儿地资助我这个穷学生。

先生带本科生课，时有小测试，他就把判卷的差事交给我。照着标准答案判，花不了多长时间，先生付给我五千日元作报酬。

先生经常亲自做实验。我们的实验要对诱电体材料做上千度的高温烧结，持续四五小时。先生下午把高温炉设好，交代我晚八点拉电闸关炉。我住的近，吃了晚饭溜达来研究室拉闸，总共不过十几分钟。第二天一大早，先生付给我三千日元。
“这工资单价太高了吧。”我忍不住喜形于色。
“技术活嘛。”先生笑呵呵地敷衍。

先生日常好用铅笔，七八根轮着用，况且不用转笔刀而是手削。到周末，单身赴任中的先生回爱知县春日井的家，他的桌上就散了一堆笔尖已不锋利的铅笔。周末我时常去研究室，实验间隙就坐在先生桌前，削铅笔。

开始课题研究的时候，先生送了我几本大部头英文专业书。基本上都没有读，一直睡在抽屉里。几年后毕业整理东西，拿起那几本随手一翻，居然发现一本书里整齐地夹着五张一千日元的票子！

几年前的自己尚无奖学金，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不可能会把这么大一笔款潇洒地忘在书里。唯一的可能就是：先生在借我书时，塞了钱进去，但为了不使我因无功受禄而不安，偷偷为之。盯着这藏了几年的五千日元，想要不要还给他？ 还了，他就会知道我没看这书。有点没面子。于是决定收下。

和石田教授参加学会

一晃三年过去，进入毕业论文准备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刚刚破灭，一派萧条景象，学生们面临“就业冰河期”。以往，各路企业招聘负责人，拎着各色礼物，走马灯似地求见教授，恳请多多介绍毕业生。如今，已然门可罗雀。比我稍晚些来留学的丈夫勉强工作有了着落，而身为外国人又是女生的我，境况自不必说。

一天，去校食堂的路上，被急匆匆赶过来的先生叫住，他郑重地说：申请到了文部省名额，你毕业后可以留校任教。我非常意外。国立大学教职名额，可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虽然当老师做学者不是我期待的职业，但还是为先生的关爱和信任非常感动。我接受了邀请。

天有不测风云，或者说上天另有安排。提交论文初稿后，我意外有了身孕。于是决定论文答辩推迟一年，毕业也随之推迟。而文部省名额是不可以挪至下一年的。于是把清华出身、阪大博士的朋友介绍给了先生，顶替我加入了研究室。

第二年我取得博士学位，进入知识产权领域。上班地点在大阪，家也搬离了京都。

工作几个月后的一个周五，约了先生，在京都站附近的餐馆见面。先生出现了，手里拎着他那老旧的通勤包。落座后，我递上一个纸袋。
“先生，送给您哒。”里面是通勤包。
先生拆着高岛屋隆重的包装，有点不好意思也有点喜滋滋地说：“这么好的包给我用，可惜了。”

那次聚餐后，再没有见面。但在先生生日时，会寄些小礼物过去。打火机、名片夹、中国酒、日本酒。先生的明信片总是来得很快，总是让人会心一笑：
“打火机确实好，刚才今村先生来，又欣赏了一番，然后点了颗烟开始吹牛了……”
“五粮液太厉害了，不过味儿真好，得和今村先生慢慢喝……”
今村先生是隔壁研究室的教授，石田先生的老朋友，常凑一块儿喝酒。

工作和家庭的事越来越忙，逐渐中断了和先生的联系，甚至很少想起他。
一个平凡的早上，我急匆匆走在去往JR茨木站的小路上。突然，脑海中浮现了石田先生的形象。怎么回事？我放慢了脚步。

噢，今天是10月24日。先生的生日！
五六年没联系了。先生多大年纪了？该退休了吧。得找时间去看看他，吃吃饭，报告一下近况。

因工作，我驻留北京的时间越来越长。初秋的一天，在北京的办公室收到研究室的通知：将举办石田先生退休纪念晚会。我协调了时间，拎上两盒北京特产，赴京都准备和先生久别重聚。

研究室几乎所有在校生和毕业生都赶来了，场面隆重。然而，关键的主角——石田先生，缺席。说是身体不适。我暗笑，压根儿没打算来吧，先生一贯头疼“正儿八经”的场合，对社交应酬也是能省就省。

这样的石田先生，十几年前，为了竞争那个文部省教职名额，口头加书面求各方同意，得费多大的心力。真是难为了先生。

竹内老师举着摄像机，每人对着镜头寄语石田先生。
我说：我现在每月一半的时间在北京工作，欢迎先生和夫人来北京，我带您去好吃的中餐馆。

时间径自飞逝。先生没有来北京，我也未能去爱知县……

直到一个晚冬的午后，传来了先生的讣告（享年七十二岁）。

先生离世一年了。不知在那边过得怎样。每天离不开清酒吧？先生说过喜欢狗，应该有一条可爱的狗狗陪伴他喝酒、散步吧……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和恩人——石田信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