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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的“雅集” (中国語)

1991年,我还在京都留学,每天在实验室里泡着。

这天下午,隔壁研究室的大叔晃了进来。他是位在职博士生,实验空隙常过来和我聊天。

两人坐在窗前的转椅上,天南海北了一会儿,他突然沉下嗓子,讲了一段过去的经历——

“那是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出差中国,一个人,去北京访问一家中国公司。那公司来了几个人接机,我们钻进面包车驶出机场。

“天已经黑了,十一月底的北京很冷。车开了很久很久,我心想,酒店怎么会这么远。将近半夜车终于停下,大家下了车,周围漆黑寂静,寒风凛冽。这是哪里啊......

“黑暗中,对方一位先生开口了,沉沉地说道:‘这里是卢沟桥,是1937年你们挑起侵华战争的地方......’

“我心里不是滋味,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不大清楚——太冷了,咱们回酒店吧。’
“……”

大叔从那之后再没有去过中国。

他站起身,两手握住椅背,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得靠任桑你这样来这里学习生活的人。”

镜头倒退几个月——

J教授从北京来访京都。他与日本学者W教授相识多年,曾介绍W教授做了我的身份保证人,我得以留学日本,进了W教授的研究室。

我陪J教授来到即将退休的W教授家。薄暗的榻榻米房间里,两位教授对坐矮桌两侧,面前是一小杯清茶。他们没有多余的寒暄,更没有久别重逢的亲热。J教授提几个学术问题,两人做简单讨论。不到一小时,告辞分手。自始至终是公事公办的气氛。

往回走着,J教授突然对我说:
“中日友好挺难的,要靠你们下一代。”

这句也好像是第二天在研究室W教授对我讲的。记不清了。

三十年过去,中国今非昔比。日本民众的生活,从电子产品到蔬菜鸡肉早已离不开中国。寒肃卢沟桥、薄暗榻榻米的镜头,不复上演。来访中国的日本企业人,和热情好客的中国“老朋友”推杯换盏花雕酒二锅头。做客日本的中国学者,和细致周到的东道主品绿茶赏寿司。我们这些留学生的二代们,十人里面有九人,不是娶了日本女生,就是嫁了日本小伙。

新冠肺炎流行前的春天,在京都一位朋友的画廊,现居北京的画家妹夫举办了个人绘画展。其间,尝试了一次中国水墨画和日本诗吟的联袂秀。

樱花盛开的周日,画廊窗外花草旖旎,窗内,妹夫面对二三十位来客,呷了口清酒,用中文颂上一首唐诗,然后挥起画笔。这时,教授诗吟的京都的朋友吟咏汉诗、表演诗舞……

一时间,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文人喜好的“雅集”。

历史认知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还会时不时触发彼此的负面情感。但是,向往和平与美好、追求爱和心灵宁静的心是一样的,带着这样的心去面对人和事,更加和谐的明天会来的。

一个周末,和出生在日本已经工作的儿子聊天,我问:
“如果日本和中国比赛,你支持哪一个?”
他略想了一下:“两个都支持。看奥运会乒乓球赛的时候,就是那种心情。”

儿子可能是顾及父母才这么说的。想起他四五岁时的一个情景——看着电视上中国对日本的排球赛,他在沙发上边蹦边喊“日本!加油!”。

再过三十年,儿子将是我现在的年龄。那时候,他们眼前的中日间的风景会是怎样呢?

今天大阪天气晴朗,眺望窗外,生驹山脉在舒缓地起伏。
儿子刚刚和日本女友办了结婚登记,那之后大阪进入疫情紧急事态,至今还未能和新人们见面。给儿媳的结婚纪念品买点什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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