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01.随笔.主题：举报

我之前就有所察觉，举报是一个需要相当慎重对待和管理的东西，举报盛行意味着个人矛盾到社会矛盾的激化，意味着社会意识可能走向封闭，甚至可能意味着公权力的私用。当人们习惯诉诸于举报时，意味着他们并不相信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甚至不承认人们应该学会尊重自己不认可的东西，他们转而求得公权力的大棒，一棒打死了所有的异见者。我并不认为整个社会环境应该放任这样的“自我约束”的蔓延，因为举报不单单是某行某业内部的肃清，而可能是对现有社会规则的一种不考虑后果的破坏。举报不一定会带来事物的消亡，但一定会带来事物往更为深入更为不易察觉的深处发展。

如果说个体是足够聪慧的，那他一定不会首先寻求举报行为来解决问题；如果说个体是相当愚昧的，那他的举报行为的意义应完全不足以驱动公权力。所以举报也暗示人们对新事物的拒绝，人们之间的矛盾的激化甚至是人们普遍素质水平有待提高。

所以举报并不应该全盘接受全盘响应，举报本身应该包含筛查机制。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举报存在筛查机制，那么举报行为本身还有没有意义？作为脱离既定层次进行监察的机制，在没有完备判断机制或者说难以通过预先设定的规则判断的前提下，如果再加上由“人”来判断的机制，那样必然会使举报行为染上管理者个人利益的色彩。但若不对举报者的意图进行判断，举报被人当枪使也是完全不难想象的。

那么最终似乎就只有唯一的解决方案，若要维持举报体系的正常运作，需要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当全民素质提高后，举报的下限自然就会有所提高。这里提到的素质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经济水平或者是幸福感、对社会的贡献等等，它应当是人们对于“完整的人”的符合时代的定义与追求，它可以是高雅的，也可以是接地气的，它应当首先诠释了就算不包括世界国家社会，人最基本应有什么。当这样的素质被所有人所接受并接近时，我想举报机制哪怕不做出改变，举报行为本身也会有相当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