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19 一年的失望，设计的失望

     前天和朋友出去聊了很多事情，到这个月也正好是来日本一年了，我们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就是到现在为止在日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虽然他是学部我是大学院。但看到他手机里下载的许多齐泽克书的pdf的时候，还是感到高兴的。

     最近在经历和庆应的Jorge老师的共同zemi后，发现我现在所在的研究室根本谈不上在做什么研究，论题不清晰研究逻辑也不清晰结果也不清晰，更让我感到绝望的是我们新入学的三人到现在为止做的农园干燥小屋重建的项目，也只不过是在做“普通的设计”，虽然对于我来说可能大学院只不过是来日本的媒介，但抛开这一点来看到现在的研究室，只是做“普通的设计”的话不如直接去工作。而对方老师重点在研究的emergent tokyo，拥有十分明确的论题，以及丰满的支撑论证的研究资料，还有作为结果的他的主张。和他说到书的内容时，我给他说我认为他在书里讨论的东京自下而上的bottom up的力量，就是baisc element of democracy，他给出了很肯定的回答。我还记得在zemi的最后他在回答一个留学生的问题的时候说，thinking就是thinking against，很欣慰能在这样的场合听到有老师说这样的话，因为在研究室这一年我无法从身边的学生的身上看到直接提出反对意见的欲望，反而只是类似面白い的屁话。

     这让我想起最近老是和身边的人说起的话题，日本虽然有一个制度上的自由的社会，但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并没有选择那么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想让自己在人群中显得十分突出，从小玉口中经常听到的观点。所以这一年过去让我开始反思我在日本到底该怎么去完成我想做的批判，以及该怎么面对在日本的生活。我想对我来说，甚至是对像我一样的人来说，不能采取将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样的国家身上的姿势，而是把这当成一个能够利用来自由表达的环境，起码在这里不会因为直接提出激进的问题而被问话，也不“那么需要”担心ccp警察。对此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协调作为职业的建筑设计和我想做的批判之间的关系。

     首先不得不说的是，我对现在的设计这一行为感到十分失望，虽然这是在毕业之前我就有所感知的。比如说建筑师，他们的语言总是回溯性地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他们为自己的设计建立的语言和一个建筑的生成是分开的。设计这一行为建立在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的人的关系之上，所以不管是甲方的要求，还是设计师自己的某些怪癖式的坚持，或者某种突然而来的条件限制，都成为了最终结果生成过程的一部分，然而这一切并不来自建筑师的语言，而语言最终作为一种叙述被反向地建立起来。所以，你可以说你的设计灵感来自细胞，也可以说你的灵感来自森林，也可以说你的灵感来自某种个人的“美感”，但这一切都只是建筑诞生过程中设计师作为主体之一来参与而得到“养分”。那在那些基础的功能、空间利用的合理性等问题都解决之后，剩下的就只是所有主体之间的交流关系。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要对一个设计作品提出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那样设计为什么不行”这种问题就会击中设计这个姿势的要害：那样设计当然也行，但整个过程已经决定了这样的结果产生，不是由设计主体去自由地选择某一种结果。换句话说，一个由安藤忠雄设计的美术馆，给让努维尔去设计得到的另一个结果也并不会比安藤忠雄的“差”，只不过让努维尔没有得到这个项目参与进入这个过程；或者说，安藤忠雄在设计这个美术馆时有一个圆形方案和一个方形方案，两个方案都已经满足了各种基础的功能以及空间利用也十分合理，那用哪一个方案也没有什么区别，只要参与这个过程的人都认可，而这样的认可又建立在多样的原因上，可能是私下的关系，可能是国际名声，甚至可能是瞬间的快感，所以你会发现过去的某个项目的方案会突然被拿出来用在新的项目上也能够被认可，而新旧之间的关系的产生完全是偶然。我想在这里很重要的是，对于一个设计项目来说，不管是小的还是大的，在满足基础的功能以及空间利用合理性等事情上都有饱和度，也就是这只是一部分。而其他的部分，可以看到建筑师的个人美感，或者强调某种特征的欲望，或者满足某种政治、商业符号的需求，等等其他需要被满足的因素，而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又十分多样并且偶然。所以我对设计感到失望的部分就在这里。我想这可以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观看这个问题，比如走到宜家的灯具区，那里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灯具，而它们被审判的唯一标准就是消费者的喜好，所以如果你喜欢三角白色灯罩的灯你可以买它，你喜欢环形木质框架的灯你可以买它，而对于一个对消费毫无欲望的男人，他可能只需要一个灯泡和一根电线。当然，对于灯泡来说需要面对的就只是照明的问题，而对于建筑来说需要面对更多的问题，但我们在现在的设计里看到的东西早就已经超出这种范畴了，就像东京的新建起的十几个厕所，早就已经超出“上厕所”的范畴了。这种表面上的多样性，不就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扩张的人的欲望的剩余？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材料也可以用那种材料，但也并不意味着这种材料比那种材料在理性的层面上有任何“好坏”，你可以做成这种形状也可以做成那种形状，你可以这样安排空间也可以安排那种空间……无论哪种都可以，只要在主体的交流之间能让这个“决定”确认下来。所以，作为一种职业设计师基本上都是在依赖现存的语境来创造欲望的剩余，就像银座，越有钱的地方就越能满足这种剩余。在这里之所以用“基本上了，是因为我们能看到有设计师在“策略”的层面上注入更多的力量。比如使某个老街区的活性化，提出某个城市农地的再利用方法……我想我们能在这个层面上看到一些希望，因为可以发现那些欲望的剩余总是存在于最后的部分，而设计师可以在这之前去创造关系。 比如一个街区的活性化，在提出各种引入新资源的策略之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改造其中一栋房屋并不那么重要。这样看来这似乎和尺度有关，但即使是尺度巨大的游乐场或者商场设施，也并不具有这样的性质，我想可以说的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在“关系”的层面上进行改变。比如一个广场上的休息设施，不管是你来设计还是他来设计，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因为“广场”的性质所包含的“关系”已经存在，所以你即使什么都不放，一片空旷，也会有人去那里休息。所以对于商场和游乐设施而言也是一样，不管他们有多么巨大，“关系”也已经是决定好的。

     说到这里我想必须说一AI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用AI生成建筑效果图或者各种idea的例子，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AI完全可以代替设计师。“这个层面”指的当然就是欲望的剩余的层面，已经被决定好的语境的层面。对此，你完全可以让AI帮你生成你想要的住宅或者室内甚至是商业设施设计等等方案，然后花钱把这个方案交给某个设计公司帮你建出来。在这里我可以想象设计师们不甘心的恶心表情，因为已经不需要他们的某种变态的怪癖。但是，但是，你无法让AI代替你去和街区的住民交流然后得出如何得出一个策略来使街区活性化。或者这样说，当某一个群体反对某个策略，他们不会举着牌子去抗议AI，但是会去抗议使用AI的人。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可以看到自下而上的力量。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力量，就没有antagonism，这种antagonism难道不正是创造复杂关系的重要成分？换成我对Jorge老师说的，不就是民主的基础成分？所以在这里构想一下，未来的设计师如果不是提供策略，那就沦为AI生长的残渣。这是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情，因为设计师的恶心个人怪癖可以不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