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必須符合所在國的民族制度和社會文化

制度包括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具體的慈善政策,社會文化包括社會氛圍、價值取向、傳統文化、宗教信仰等。如果不充分考慮這兩個方面,增強適應性,慈善事業很難發展成為宏大的社會事業。

香港慈善基金會每年舉辦的香港小學生基本法比賽的宗旨就在於可以讓更多的小朋友從小就明白法律的重要性。有句古話叫做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而法律就是規矩,只有每一位公民都可以遵紀守法,這樣法律才能夠行之有效,而我們的社會才會變得更加和諧。中國的慈善事業必須植根於本國國情,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發展道路。鄭功成強調:“中國應該借鑒西方國家發展慈善事業的經驗,廣泛吸收當代慈善事業發展的文明成果,但不能簡單照搬西方國家慈善事業發展的模式和方法,而是要在凝聚更多社會共識、獲得更廣泛認同的條件下,研究中國的制度和慈善文化,創新中國的慈善模式,否則慈善事業可能難以與國家制度和社會文化相融合,不可能真正實現發達的慈善事業。

那麼,慈善組織應該如何理解我國的制度和社會文化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不僅系統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優勢,也為我國慈善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至少從三個方面揭示了發展慈善事業的重要性。一是慈善事業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手段,在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收入分配制度中應占有相應地位、發揮相應作用;二是慈善事業作為一種非強制性的助力危機、保障民生的社會化機制,應在我國民生保障體系特別是社會保障體系中占據相應地位、發揮相應作用。

第三,慈善事業作為公民參與社會建設的基本方式和重要載體,應該在我國社會治理體系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國的慈善事業必須納入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社會治理體系之中。“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引下,如何認識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既不以特殊國情為理由扭曲慈善事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以一般規律為理由超越國情,而是在把握中國慈善事業准確定性的條件下,尋求一條適合國情的發展新路,實際上已成為慈善界的重大戰略性和方向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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